当下中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的金融化抬头趋势，微观企业层面主要体现为脱实向虚，即企业金融化。学术界围绕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和治理机制都进行了系列探讨。在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机制方面，学者们从改善公司治理、预防国有资产流失、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绿色转型、降低盈余管理等不同维度揭示了党组织治理的积极效应，但大多缺乏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且尚未系统揭示党组织形成积极公司治理效应的逻辑机理。
党组织治理的理论路径：组织身份认同。组织身份认同内生于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意指组织成员对组织规范与理想等价值观念的高度认同，并在心理上形成自我约束和行为激励，从而达成心理契约和责任感的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中，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是隶属关系，这与员工和企业之间的经济交换关系不同。因此，从党组织的治理效应来讲，党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同是形成自我约束和行为激励的核心，这种心理契约的达成内涵于党组织绩效规范设定、组织网络、执行反馈等循环往复过程，这共同组成了党组织公司治理效应的实践路径。
在企业组织体系中，当党组织成员以公司管理者身份嵌入公司治理结构时，这些人员就具备了双重身份属性：其一是共产党员身份属性，其二则是企业家的身份属性。源于共产党员的身份属性认同，党组织成员会自觉遵循《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基本要求，贯彻执行党组织的政策方针和绩效规范，并约束与党组织绩效规范相违背的企业行为。企业家身份属性则要求，企业管理者需要以创造股东财富为行为宗旨，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并在此绩效规范的引导下优化企业资源配置。那么，源于组织身份认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显著抑制管理者背离企业家身份的自利行为，如缓解内部人控制、预防国有资产流失、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及约束盈余管理等。
基于上市公司样本，检验党组织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后，发现源于组织身份认同的内生驱动，党组成员嵌入公司治理会显著抑制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且当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较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激烈以及在国有企业中时，党组织治理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从作用机理来看，在组织身份认同的影响下，党组织治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虽然党组织治理没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会确保研发投入维持在稳定水平，且党组织治理会显著降低企业通过削减研发投入进行金融化的短视套利行为。
研究启示如下：第一，各级党委应持续深化企业基层的党组织建设，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第二，资本市场监管者应继续完善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充分挖掘这一中国特色治理机制的积极效应。第三，企业党建工作要重视高层领导的融入和参与，以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与财务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付景涛：海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林子：海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胡珺：海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备注
本文摘自付景涛、周林子、胡珺2022年6月发表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文章，请大家在使用和阅读时尊重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法规，自行负责。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